16．语言结构和逻辑结构
语言学同逻辑学的连接当然很重要。这种连结关系一直在蓬勃发展，尤其是因为它 们同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的古老争论所发生的相互影响。
首先我们指出，这种相互影响毫无偶然性。一种语言学理论，如索绪尔的理论，和 一种社会学理论，如杜尔克海姆的理论，它们基本思想的汇合是一种了不起的事。语言 是从外部传来并强加于个人的一种集体“制度”；个人只是按照先于它们的一些共同规 则加以革新，而他们的创造是受语言群体制约的。语言群体拒绝或接受个人的创造，但 在接受时，它是根据系统总平衡等的需要的。杜尔克海姆则从他的社会整体概念中得出 这一结论，即逻辑规则是由群体强加给个人的，尤其是通过语言——智力的形成者和从 童年起通过教育就强加于人的种种结构的持有者——这个渠道强加给个人的。
当前的社会文化人类学也是朝着相同的方向发展的。大家都知道列维－斯特劳斯的 结构主义曾受到索绪尔的语言学以及音位学（特鲁贝茨考伊和杰克伯森）多么大的影响。 也就是说，在他看来，意义系统能同时阐明部落社会的经济交换和亲属关系，因为，经 济交换与亲属关系含有一个同时既是集体性的又是个人操作源泉的逻辑（因此他反对列 维·布律尔的前逻辑。杜尔克海姆出于同样的理由对此也是反对的）。
但另有一个潮流像是前来迎合这些语言社会学的倾向似的。声势浩大的逻辑实证主 义（来自“维也纳学派”）运动在把实验真理归结为纯粹的知觉证明的同时，曾试图把 知识的逻辑－数学组织考虑进去，但不把这种组织看作是真正真理的源泉。于是，它按 照唯名论传统，把这一组织设想为一种简单的语言，但却以更精确的方式来标志这一语 言的特征。卡尔那普一开始就建议把任何逻辑都归结为一种普遍句法，而自然语言就是 这句法的比较忠实的反映，但它的精确形象则由现代符号逻辑的形式化语言来提供。塔 斯基随后证明必需要有一种确定意义的普遍语义学或主语言。卡尔那普附和这一看法。 最后，莫里斯建议建立一种“语用学”，但这种“语用学”的意义仅限于确定这些“语 言”的规则。他的意见并未得到一致的赞同。
一些语言学家赞同这些概念。在《统一科学百科全书》中，布隆费尔德热烈庆祝消 除了那种幼稚想法即在逻辑或数学联系之下还应该去寻找概念的想法；除了知觉的可观 察材料和用于描述或包含这种材料的自然记号（通常语言）或学术记号系统外，什么也 不存在。
不过，与这一社会学和语言学的双重运动（但这二者的汇合统一仍是显著的，尽管 杜尔克海姆的规范主义实在论同“逻辑经验主义者”的多少是约定主义的唯名论有所不 同）相对应的事实上是一些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和逻辑学家的各种各样的研究，研究的 方向仍是转向汇合，但与上述的方向相反。
在心理学方面，多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这些研究在语言学家的合作下正在蓬勃开 展）证明逻辑－数学结构的根源应该在比语言更深的层次、在动作的总协调层次中去寻 找。事实上，在感动智力阶段，在动作的图式建立和在这种图式的协调中，人们看到嵌 入、顺序、对应等结构，这些结构已呈现出逻辑特征而且还是未来思维运算的出发点。 另一方面，运算本身同动作的内化机制和调节机制的关系更多于同仅仅是口语的影响的 关联。同时只有在高级层次，与语言陈述的假设的运用相联系的“命题”逻辑才有可能。 而整个“具体的”即直接作用于物体的运算时期，则证明了这些运算同物质动作的持久 联系。
从语言学的观点看，这就有可能对儿童使用的口头表达的语言结构与儿童运算水平 之间的相关关系作精确的实验。这些实验的结果更多的是朝向使所用语言从属于运算结 构，而不是相反。
从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多少年来为确定作为一切个体所专有的“普遍逻辑”是强加 于社会的还是只是社会的产物这个问题所进行的这种聋子对话的观点看，这两种冲突的 论点实际上都被超越了。也就是说，如果逻辑来自动作的总协调，那么这些协调既是个 人际的也是内在于个人的。实际上，在分析认知交流中的运算时，人们又看到了与在个 人建构中相同的运算。因此，第一种运算就是第二种运算的源泉，第二种也是第一种的 源泉，这二者从它们的共同生物学根子起就是不可分解的。
另一方面，语言学家在继续他们的结构主义分析时，尤其在他们设法以相当精确的 方法使分析形式化以便用一种受代数方法、有时甚至受物理学方法启发的语言来表达结 构的联系时，所达到的根本不是一种简单的逻辑，而是发现了一系列信号系统所专有的 特殊结构。这一结果有着双重意义，首先因为它说明一个信号系统为何对一个思维规范 或其理系统来说是独特的；其次因为它提出了这两个系统之间的关系问题。然而这种关 系肯定是存在着的。因为尽管信号有其自己的规律，信号在语言主体活动中的功能仍然 是表达带有不同程度逻辑性的意义。语言学家叶尔默斯莱就是这样提出了一种“亚逻辑” 层次的假设，在这一层次上，逻辑协调与语言协调可能建立起联结关系来。看来对这种 亚逻辑的分析很可能又把我们带回到动作协调的一些问题上去。
但尤其应该指出的是，索绪尔的本质上是静态的语言结构主义，自哈里斯和乔姆斯 基以来已变为动态的了。哈里斯强调语言的“创造”方面；乔姆斯基则发现他的“转换 语法”可以从他认为是先天的“固定核心”出发，按照转换的准确规则（并按照单一项 的顺序联结式结构）派生出无限数量的派生陈述。然而，乔姆斯基把引用的“先天固定 核心”归属于理性本身，这就全部推翻了语言学的实证主义立场（布隆费尔德等人）。 人们当然可以在毫不改变乔姆斯基学说的真正语言学面貌的情况下，对理性的这种先天 性表示怀疑，因为先于语言的感动智力是长期建构的产物。在这一建构过程中，遗传因 素（到处都起作用）远不是唯一起作用的。目前，辛克莱正设法证明，单一项的构成或 许可以用感动图式的协调来解释。尽管如此，在语言学领域本身，人们仍然看到逻辑结 构从属于语言的这种情况被颠倒过来了，这样就给跨学科间进行合作（心理语言学等等） 以研究至今一直主要以思辨方式来处理的问题开辟了一个极为广阔的实验研究领域。另 一方面，有些逻辑学家超越纯形式化的问题去研究逻辑结构与主体活动之间的关系。这 些逻辑学家自然朝向能说明逻辑机制特有的自动改正的自动调节系统。然而，能提供这 样一些模式的控制论，是信息或交流理论同制导或调节理论的一种综合。因此，正是在 这两个领域，才能建立起语言学与逻辑学之间的比单纯的同化更为自然的关系。一方面， 语言是信息。在编码的人类行为学方面和编码的逻辑结构这二者之间，人们可以设想种 种不同的关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比方说，阿波斯苔尔曾把语言当作对错误的预修正 系统来进行研究。另一方面，逻辑运算构成思维调节的极限情况，而在这些调节的最弱 形式与严格形式即运算形式之间，可能有大量的能影响语言的中间形式。由此可见，就 在这一领域里，跨学科研究也是多么必要而又富于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