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高级符号体系
索绪尔期望的普通符号学，就如在十五节中人们看到的，含有记号系统与各种性质 低于发音语言的符号或信号系统之间的系统的比较。但它也要求同人们或许可称为二次 方或性质高于语言水平的符号体系进行比较。所谓二次方符号体系，就是使用语言、但 构成一些词音、词形、其集体意义是意识形态的并处于与语言语义不同层次的这种符号 体系：例如，神话、民间故事等等。它们都由语言来传播，但每个本身都是一个带有宗 教或情感意义的象征，它们遵照的是非常普遍的语义规律，正如它们令人惊奇的和往往 是在大陆间的传播所表明的那样。
但问题并不容易掌握，甚至也不容易提出来。在逻辑与数学的唯名论概念中，人们 或许可以说，任何概念或特殊结构还都是一个记号，它用表明它的词但又超出这些词来 象征它所指的物体。这样，数学的“群”概念只是一个高级符号，其意义可归结为可以 描述的移动、物理状态等等。相反，在运算概念中，“群”或任何其他一个逻辑或数学 概念，都构成一个对实在的动作系统。这种动作尽管是内化的，却是真正的动作，因此 动作本身毫无象征的东西。符号体系起作用的是在表示这些运算的任意记号方面，而不 在这些运算本身。
如果人们接受最后这种解释，那么不是所有思维都是象征性的。但符号体系重新出 现在思维的各种形式之中，只要思维的价值不决定于思维的运算结构，而决定于它的无 意识的情感内容。尽管如此，在这样一种解释中，仍然存在着广阔的人类生产场地，其 中有被各种分析主义学派所研究的多少是个体性的“象征思维”，有神话和民间传统的 象征，有艺术象征，最后还可能有作为表达一时的集体价值而不是理性结构的某些意识 形态（这些表现中的每一种在不同程度上当然都可以是“理性化”的）。可见在这些层 次，普遍语义学的比较领域是相当可观的，而且在语言学方法的指导下，这种普遍语义 学在本质上仍然是跨学科的。
荣格的异端派所追随的并受到布洛勒有关“我向”思维著作帮助的弗洛伊德精神分 析，证明个人的“象征思维”在梦中、在儿童的游戏中以及在各种不同的病理表现中都 存在。它的标准是，如果理性思维寻求的是对实在的符合一致，那么象征思维的功能就 是通过把表象从属于情感现象来直接满足欲望。开始时，弗洛伊德是以属于压抑的伪装 机制来解释这一无意义的象征表示的，但他采纳了布洛勒用以解释象征表示的“我向思 考”，即把自我作为中心这个更加广泛的概念并把自己的研究延伸到艺术象征的方向。 另一方面，荣格很快看到这一象征表示构成一种情感语言。他通过与神话的广泛比较， 终于能够证明大量象征或“原型”有相当普遍的特征。他毫无证据地认为这些象征是遗 传的。但（这是另一回事）其延伸却极其普遍。
精神分析学家在个人身上发现的多少是无意识的象征表示和神话或艺术的象征表示 （人们还记得神话与俄狄普斯“情结”这个典型例子）二者之间这样建立起来的连接相 当清楚地表明，这样一种象征表示的规律既与集体现实有关，也与心理现实有关。因此， 不言而喻在社会与文化人类学领域，直接研究神话表象就能对这种高于语言层次的普遍 符号学作出头等重大的贡献。譬如说，列维-斯特劳斯用索绪尔的语言学设想这一语义 学时，他就因此给这一广阔而又困难的领域引进了一种必不可少的方法论，而这一方法 论是荣格和弗洛依德的分析所特别缺少的。
不过，工作还只是刚刚开始。因为很显然，在某种文明水平上可能是普遍的规律不 可能在还具有科学思想的社会中没有应用。当马克思提出经济与技术基础同意识形态上 层建筑之间的对立问题时，他也因此提出了一大堆有关各种可能的意识形态生产类型的 性质和运转问题。为了证明这些问题是如何必然会提出来的，在这里有必要提一下，马 克思学说的最坚决的反对者之一帕尔多在他的社会学中，又采用了显然受马克思学说启 发的一种区分。实际上，在帕尔多看来，社会行为是由他称为“剩余物”的某些感情需 要或不变量引导的。但社会行为——这里唯一使我们感兴趣的一点——实际上不是以赤 裸裸的或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是包含在帕尔多称为“派生”的各种概念、学说等 等之中的。于是人们马上可以看出这些“派生”构成一种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但其性 质主要是象征性的，因为它们在一个变化的和次等的概念机构之下含有基本的和永恒的 情感意义。
本章的宗旨是从方法论观点，特别是从未来的观点揭示共同机制并提出跨学科之间 的问题。因此就不能不提一下一种格外有意义的倾向，即有关形式是理智的、内容是情 感的那些学说的象征意义的研究。因为这些研究在一种建立在高水平符号系统之上的普 遍符号学的可能扩展和受马克思启发的社会学甚至经济学分析之间构成一个明显的连接 点。弋尔德曼对冉森教义的研究为这种连接提供了一个杰出例子。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个 例子，那是因为它是社会学中相当罕见的情况之一：理论研究导致了对直至那时都没有 注意到的一个事实的存在的预见，即发现了一个被历史遗忘的历史人物。弋尔德曼以路 易十四时代穿袍贵族的社会和经济困难来解释冉森教义。这样，教义所宣扬的全部脱离 人世使构成一种集体的、情感的情形的象征性表现。但是，根据这种社会象征性表现的 分析所复原的纯粹冉森教义，在历史所知的人物（阿尔诺等人）身上并未得到全部实现。 因此就必须假设有一个全面的冉森教徒，他正因为是彻底的信徒所以不为人所知，他领 导了这场运动，但没有公开露面。弋尔德曼经过如此“计算”，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 认为必定有这样一位领导者的存在之后，终于在巴柯斯神甫身上找到了他，并且证明了 直至那时都未被人们想到的他的实际历史作用。
由此可见，有许多文学、艺术和形而上学产品可以属于这样的分析。它们的句法与 语义面目应该是基本的，尽管难以揭示，而它们的社会学、甚至经济学面目则是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