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切生命和人文科学中，人们一直都看到所谓功能主义倾 向与结构主义倾向的对立。在生物学中，拉马克早已说过“功能创造器官”，而新 达尔文主义的偶然变异与事后选择的图式则力图抽掉这句话的任何有意义的内容；相反， 那些把现象型作为基因对环境压力的一种“反应”的当代概念，都企图通过一种新的综 合来超越这一抉择的两项。在心理和社会学科中，功能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冲突也很普遍。 某些功能主义者认为“可观察之物的隐蔽结构”是出于理论家的简单抽象，而结构主义 者则把行为的功能方面视为无解释性价值的次要特征。因此，揭示能在任何人的行为中 协调功能与结构的共同机制，就构成跨学科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一问题自然引起了作为 机能的客观或主观标志的效用或价值问题，以及能否建立一种不以先验思考为基础，而 以由我们一切领域研究的相互连接产生的可能汇合为基础的一般价值理论。
10．运转与功能、情感与人类行为学
首先应该问的是，功能主义与结构主义的一部分冲突难道不是来自对结构的一种过 于狭隘的概念吗？它只抓住结构的总体特征与内在变化特征而忘记了结构的自动调节这 个基本特性。事实上忽视了自动调节，结构就披上贬低功能的静态外衣，这样给人的印 象是在达到结构时，人们就揭示出某种与人类精神或任何社会的不变属性有关的永恒实 体。由此便产生功能主义者对这样一种假设的怀疑，因为它确实能导致一种反功能主义。
但是如果人们把形式或形式化结构，其调节来自理论家赋予它们的公理，和独立于 理论家之外而存在的实际结构区分开，那么就该质疑，结构是如何保持和发挥作用的， 这里提出的就又是结构的运转问题了。它们的调节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由规则或规范来保 证，如人们在第二节中所看到的。但这时，这些规则已经呈现出一种通过强制或义务系 统来保持结构完整性的功能。反之，很可能有这种情况，即结构根本没有完成，在其形 成过程中，其自动调节显然还不会导致一个规则系统，而是一种其运转可能带有多种变 量的自动调节。尤其可能的是，结构不可能“关闭”，它经常依赖同外界的交流（请看 第3节）。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功能才区别于结构，同时功能分析也成为非常必要，以 致功能主义者有时竟忘记了无器官的或整体结构的功能是难于设想的。
因此，精确揭示结构与功能的关系，确是人文科学中的一个普遍的、需要经常求助 于跨学科研究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想一想，列文——他的社会心理学来自一种 格式塔结构主义——是如何用这种语言来描述需要本身的，他的老师柯勒又如何就《价 值在事实世界中的位置》写了整整一部著作。再想一想，帕森斯在社会学中是如何以 “结构－功能的”一词来命名其方法的。帕森斯认为结构是一个社会系统各要素不受外 部强加变动影响的稳定安排，功能则在结构对外在情况的顺应中起作用。在经济学中， 廷伯根把结构看作是“对非直接可观察到的、与经济对某些变化的反应方式有关的特征 的考察”。这些以经济计量学系数来表达的特征一方面给人以经济的建筑图，但另一方 面也指出了经济对某些变化的反应线路。因此，人们看到，在这里结构又有功能伴随着， 因为功能可以有“反应”。
如果说，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导致对功能主义的某种贬值，那主要是因为人 们研究其过去不为人所知、也许永远不为人所知的社会时，不得不——可以这样说—— 忽视发生和历史观点的缘故。相反，有趣的是，一些年青的美国社会学家，如古德那和 布劳，他们的“新功能主义”对结构主义观点却一点都没有关门。他们二人就是这样想 方设法去澄清亚系统与系统之间的关系，并重新研究社会分层这一古典问题。但他们的 分析一个是以“相互性”为中心概念，另一个则以初级“交换”为中心概念。然而看来 很清楚，这样的观点与我们（在第5节中）称为相关结构主义的东西毫无矛盾之处（恰 恰相反），因为它们的特性在于不是从总体出发再下达到构成性关系，而恰恰是从构成 性关系出发去阐明亚体系的运转。
一般来说，人们可以（参照第3节）把运转看作结构的活动，而结构便是活动的结 果或有组织的表现。在完成结构的情况下，运转同可能有的变化中那些实际的、并标志 系统是系统的全部变化溶为一体。至于功能，人们可以用这个词来指全部变化中某种变 化所起的特别作用（“功能”一词的生物学和数学意义趋于混同）。相反，在形成或发 展中的结构或总而言之在未“封闭”的、因而自动调节还只是调节、交流还向外部开放 的结构的情况下，运转是形成性的，并不仅仅是改变性的。功能也按照亚系统的运转对 整个系统所能起的保存、增强或干扰作用，或整个系统的运转对亚系统所能起的这些作 用，而与各种效用（或价值）相对应。
从这样一种观点来看，一个跨学科模型，如一个“一般系统”理论的模式，是格外 珍贵的（我们把系统定义为一些起着非偶然性相互作用的元素的复合）。怀特海在其他 许多有关科学思想的著作中，早已认为习惯上称为“机械的”解释不可能详尽地分析现 实，又认为机体或组织概念包含着可以利用的特征。贝塔朗费从生物学（但也是受格式 塔心理学启示的）出发，曾专心研究了这一问题，他力求从这种“有机论”中抽取一般 模式，其益处不仅是生物学的（“开放”系统及其特殊的热力学理论），而且在人们能 够推广生理常数稳定性（特别对需要论而言）、分化、成层等概念的范围内，还涉及某 些人文科学。拉帕波特等人对这些具有“有机复杂性”结构的数字分析所进行的尝试， 很快就证明了这些预见中的某些预见同维纳（1）的控制论汇合在一起，尤其在“同等 目的性”（达到与初始条件相对无关的目的状态）方面。但当全体的组成不具相加性或 线性时，中心问题仍然是亚体系与整个体系的关系问题（而这对于还不能还原为代数形 式的结构来说是普遍情况）。
现在，再回到功能和效用或价值的问题。看来很清楚，在考察结构处于发展（或倒 退）的情况下，运转问题是核心问题。实际上，任何导向结构的发生过程可能都是平衡 之后又不平衡，随后又重新平衡（重新平衡可能成功或失败）的过程，因为人永远不是 被动的，而是不断追求一些目标或通过在于调节的积极补偿来对干扰作出反应。因此， 每一动作都出于一个需要，这一需要是与整个系统联系着的。同时，每一个动作或每一 个有利或不利于动作实施的情况，都带有同样依赖于整个系统的价值。在需要、价值同 理解与发明活动相关的认知结构方面，这样一种模式可以同时解释精神演变各阶段的心 理展开和这样达到的结构的逻辑性质（因为调节引向运算，而平衡引向调节的可逆性， 请阅第7节）。可是，这一认知演化已经既是心理的，甚至生物的，也是社 会性的了，因为个人的运算同个人际（按照这一词的最接近的词源意义而言）的共 运算（co－operation）是分不开的。因此，模式似乎可以部分地在整个社会领域推广 （这个问题我们将在第14节中再谈），但条件是必须考虑任何一些需要与价值而不仅仅 考虑它们的认知形式。
在这方面，有助于可称为“人类行为学”的一种专门类型的研究（见有关经济科学 的那一章）可能很重要。这是一种从收益与选择的角度把行为看作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 系来进行研究的、本质上是跨学科的理论。某些学者曾有意把整个经济学归结到这一理 论，如罗宾斯曾说起“目的与交替使用的稀有（或有限）手段之间关系”（《论经济科 学的意义》1932年）。麦塞斯也有这种意图。但如果说经济学在某些方面构成这种理论 的一个部门，那么这个部门含有许多其它因素以及复杂的社会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 不能还原成那些已经在个人主体（或有机体本身）同他的物质环境与个人际环境之间的 交流中起作用的较为简单的关系。
要理解人类行为学这些分析的非常普遍的意义及其对整个价值理论的影响，必须先 谈谈有关情感生活与认知功能之间关系的多种倾向的现状。
第一个看到的事实非常有意义，并与一切人文科学有关：这就是人们企图就这些认 知功能（作为与结构有关的功能）来描述情感生活的特征，尤其想在行为的运转本身中 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时所遇到的出奇的困难。这样一个事实立即引起了以下的普遍性问 题：价值或其中某些价值是否由结构来确定，是在哪方面确定的？这些价值或其中某些 价值是否相反或反过来改变结构，改变哪些结构？价值和结构是否是不可分离的，但也 可以说是不论什么行为的平行的两个方面？人们立刻看到这些问题何以大大超越了心理 学的范围。因为作为“有效动作的一般理论”（斯鲁克基从1926年起，柯塔宾斯基从 1955年起，朗日等等）的人类行为学引用的是一条“合理性原则”（用最少手段获取最 大效果），这条原则既关系到情感价值又关系到认知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