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人们能够以几乎完全的确凿性来预言他们已经知道了其规律的那些现象，如果说即使是它们尚未为人所知，他们也可以根据过去的经验，以很大的概率预见到未来的事件；那么为什么以某种或然性，根据人类历史的结果来追踪人类未来命运的史表，就应该被看成是一桩虚无飘缈的事业呢？在自然科学中，信仰的唯一基础乃是这一观念：即驾驭着宇宙现象的普遍规律（已知的或未知的）乃是必然的和不变的；然则有什么理由说，这一原则对于人类思想的和道德的能力的发展，就要比对于自然界的其他活动更不真确呢？最后，既然根据过去的经验而形成的意见，对于同一个层次的对象来说，乃是最聪明的人的行为的唯一准则，那么为什么要禁止哲学家把他们的猜测置于同样的基础之上呢？——只要他不把它们归之于超出观察的数目、恒定性和明确性所可能产生的确凿性之外的一种确凿性。
我们对人类未来状态的希望，可以归结为这样的三个重要之点：即废除各个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同一个民族内部平等的进步以及最后是人类真正的完善化。所有的国家都将有一天会趋近于最启蒙的、最自由的、最摆脱了偏见的民族（例如像法国人和英裔美国人）所已经达到的那种文明状态吗？把这些民族和屈服于君主之前的那些国家的奴役状态、非洲部落的野蛮状态以及野蛮人的愚昧状态分隔开来的那种广阔无垠的距离，会一点一点地消失吗？
在地球上有没有哪些国土，其居民是受到自然界的惩罚而永远也不能享受自由、永远也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性的呢？
在所有的开化了的民族中，在构成它们每一个民族的不同阶级之间迄今为人所观察到的那种知识上的、手段上的或财富上的差别，以及被社会的最初进步所扩大了的、或者可以说是所造就了的那种不平等，——究竟它们是出自文明本身呢，抑或是出自社会艺术的现实缺陷呢？它们会不会持续不断地削弱，以便让位给那种事实上的平等、那种社会艺术的最终目标，那在缩小人们才能的天然差别的作用时，只能是容许对所有的人的利益都有用的那样一种不平等继续存在，因为它将促使文明、教育和工业进步，而不会带来依附、屈辱或贫困；总而言之，人们是不是在趋向于那种状态？——在那里，人人都将掌握有必要的知识在日常生活的事物中按照自己固有的理性指导自己，保持它没有偏见，以便更好地懂得自己的权利并按照自己的见解和自己的良心来行使自己的权利；在那里，人人都能由于自己才能的发展而得到保障自己需求的可靠手段；最后在那里，愚蠢和悲惨将只不过是偶然的事，而不是社会一部分人的常态。
最后，人类是在改善他们自身吗？——无论是由于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并且由此而来的必然结果也就是在个人福祉和公共繁荣的手段方面的新发现；还是由于在行为原则与在实践道德的进步，或者是由于智力的、道德的以及体质的各种能力的真正完善化（这可能是增加这些能力的强度并指导这些能力的运用的种种工具的完善化的结果，或者甚至于是人类自然器官的完善化的结果）。
在回答这三个问题时，我们将要在过去的经验中。在观察科学和文明迄今为止所做出的进步之中、在分析人类精神的进程及其能力的发展之中，发现有着最强而有力的动机可以相信：自然界对于我们的希望并没有布置下任何限度。
如果我们把眼光投向全球的目前状态，我们首先就将看到在欧洲，法国宪法的原则已经成为所有启蒙了的人们的原则。我们将看到它们在这里传播得太广泛了、宣扬得太坚决了，以致于暴君们和教士们的努力已无法扼阻它们一点一点地深入到他们奴隶们的简陋木屋里去；而这些原则将很快地就在这里唤醒良知的残余和那种无声的愤懑，那是屈辱和恐怖的习惯办法所不可能使之窒息于被压迫者的灵魂之中的。
我们再浏览一下这些不同的国家，就将看到每一个国家都有哪些特殊的障碍是在反对这场革命的，或者有哪些倾向是有利于它的；我们将要区分这场革命可以由于他们政府那或许来得太迟的智慧而在和平地进行的那些国家，和这场革命由于受到抵抗而来得格外激烈以至把它们自己也卷进那些迅猛可怕的运动中去的另一些国家。
难道我们还能怀疑，欧洲各国的智慧或毫无意义的分裂正在协助它们殖民地的进步的那些缓慢的、但却确凿无误的作用，很快地就会造成新世界的独立吗？而且从此之后，欧洲的居民在那片广阔无垠的土地上的迅速增长，难道不会使仍然在占据着广大国土的那些野蛮民族文明化，或者甚至于不须征服就会使之消失吗？
让我们来检阅一下我们在非洲和亚洲的经营和建设历史吧；我们将看到我们对商业的垄断、我们的背信弃义、我们血腥地在鄙视另一种肤色或另一种信仰的人们；我们的肆无忌惮的篡夺、我们教士们横行霸道地使人改变宗教信仰，他们的阴谋诡计，——这一切摧残了我们知识的优越性和我们商业的优势最初所博得的那种敬意和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