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还必须补充的是，祭司们是宗教良心的裁判者，但却从不敢自命为道德良心的裁判者；他们指导宗教崇拜的实践，但并不指导私人生活的行为。他们向政治家出售神谕和占卜；他们可以把各民族推入战争，强迫他们犯罪；但是他们对于政府、对于法律并不施加任何影响。
当作为同一个帝国的臣民的这些民族有了习惯性的交往时，当知识在各个地方都做出了几乎是同等的进步时，有教养的人们便很快地察觉到，所有这些宗教崇拜都是对一个独一无二的神的崇拜，而为数众多的神衹、民间膜拜的直接对象，都只不过是它的各种不同形态或各种各样的传道士而已。
然而在高卢人那里和在东方的某些地区里，罗马人却发现了另外一种性质的宗教。在那里祭司就是道德的审判官：德行就在于服从神的意志，祭司则称自己是神的惟一的解释者。他们的帝国囊括了人的全部，神殿与祖国就合而为一了；人们在成为帝国的公民或臣民之前，就是那和华和奥苏斯的崇拜者；而祭司们则决定他们的神会允许他们服从哪些人间的法律。
这些宗教必定会刺痛世界的主人的骄做。高卢人的宗教是太有力量了，使罗马人无法迅速地推翻它。犹太民族则更加分散；但罗马政府的警觉性或者是不屑于那些默默无闻的宗派，或者是无法顾及，而这些宗派都是在这些古代宗教崇拜的废墟之上秘密形成的。
希腊哲学的传播，其功德之一便是摧毁了在所有接受过一点广博的教育的各个阶级中间对于流行的神明的信仰。一种朦胧的有神论、或者说伊壁鸠鲁的纯机械论，甚至于从西塞罗的时代起，就是任何一个培养过自己的精神的人和所有领导着公共事物的人们的共同学说了。这个阶级的人必然依附于古代的宗教，但却力图净化它，因为在所有的国度里，这些神抵之繁多甚至于困扰了人们的信心。于是我们便看到哲学家们在介乎中间的神灵之上构造出来各种体系，使之服从于各种安排、各种实践和一套宗教体制，以便使之更加配得上接近优于人类的那种智力。这些哲学家就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寻找这一学说的基础。
被征服的国家的人民。不幸的人们。有着炽热而又脆弱的想象力的人们，——他们自身都偏爱祭司的宗教，因为祭司统治者的利益正好激发了他们那种奴隶制中的平等学说，亦即放弃尘世的福祉以及上天对于盲目的顺从对受苦受难，对自愿的或由忍耐来支撑的屈辱所保留的补偿；这种学说对被压迫的人又是多么地有诱惑力啊！但是祭司们需要用某些精巧的哲学来提高他们粗陋的神话学；他们于是到柏拉图那里去乞援。柏拉图的《对话录》成了一个武器库，双方都到那里去铸造他们的神学武器。我们在下面将看到，亚里士多德也获得了类似的荣誉，他发现自己同时既是神学家的大师又是无神论者的领袖。
有二十个埃及和犹大的教派联合一致在攻击罗马帝国的宗教，但是他们彼此之间却以同等的凶残在相互斗争；他们以消失在耶稣的宗教里而告终结。人们就以他们的残余构造出一种历史。一种信仰、某些仪式和一种道德，其中慢慢地聚集起大量受感召的人们。
（大家都信仰有一个基督，有一个受上帝差遣的弥赛亚要来为人类赎罪。这就是这整个教派的基本教条，他们想要在古代各种宗教派别的残余之上提高自己。人们争论着他的来临的时间和地点和他在世上的名字；但是有一位先知据说是在提贝留斯的治下出现在巴勒斯坦，他的名字盖过了所有其他的名字；于是新的狂热信徒就在玛丽亚之子的旗帜之下聚集起来了。］
罗马帝国越是衰弱，这个基督宗教就越发做出了迅速的进步。世界的古代征服者的堕落也蔓延给了他们的神祇，这些神祇在主持过了他们的胜利之后，就只成为了对他们失败的软弱无能的见证人。这个新教派的精神更适合于衰落和不幸的时期。他们的领袖们尽管有种种欺诈和罪恶，却都是准备为自己的学说而牺牲的热诚者。哲学家们和伟大人物们的宗教热忱，无非只是一种政治热诚；而作为一种对引导人民有用的信仰而需要加以维护的宗教的全部，则只能是希望有一段苟延残喘而已。基督教很快地就成为一个强大有力的派别；它参与了皇帝们的争执；它把君士坦丁扶上了皇位，并且把它自己也摆在那里，就在他那些孱弱的继承者的身旁。
朱理安是那些非常的人物之一，——他们有时候只是被偶然性推上了皇位的，——他枉然想要把罗马帝国从正在促使其灭亡的那种灾难之中解救出来：他的德行、他那博大的人道精神、他那朴实无华的风格、他的灵魂和他的品性的崇高、他的才干、他的勇气、他的军事天才、他的胜利的光辉，这一切似乎都允诺他可以稳操胜券。我们只能谴责他对于一种已经变得荒唐可笑的宗教，表现出一种与他本人并不相称的眷恋之情（假如他是真诚的话），并且由于他的夸张而显得拙劣不堪（假如他只是为了政治目的的话）；但是他在位两年之后，就在他的光荣之中死去了。罗马帝国这个庞然大物再也找不到一个强而有力的臂膀足以支持它了；而朱理安之死就使惟一还能抵抗新迷信的浪潮以及野蛮人的洪水的那个中流砥柱崩塌了。
鄙视人间的科学，乃是基督教最初的特色之一。它必然向哲学的冒犯进行报复；它害怕那种考察和怀疑的精神、那种对自己的理性的信心，那对一切宗教信仰都是一种灾难。自然科学的知识对于它甚至是可憎的和可疑的；因为那对奇迹的成就是非常之危险的；而且绝没有任何一种宗教是不强迫它的信徒们去吞噬某些物理学上的荒谬的。因此，基督教的胜利就是科学和哲学全面衰落的信号。
假如印刷术已经为人所知的话，科学或许能使自己防止这场衰落。但同一部书的手抄本为数极少：为了取得构成一门科学整体的全部著作，就必须费尽心力、往往还要旅行和花费，这些都是只有富有的人才能做得到。统治者在这方面则很容易销毁那些刺痛了他们的偏见或揭穿了他们的骗局的各种书籍。野蛮人的一场入侵，一天之内就可以一举而永远剥夺整个一个国土上的种种教育手段。毁掉一份手稿孤本，对于整个国家往往就是一项无可弥补的损失。当时人们仅仅抄录那些由于其著者的大名而为人推崇的著作。所有那些只能是由于相互的结合而获得其重要性的研究、可以用来维持科学在同一个水平上并准备好了它们的进步的那些孤立的观察和细节的改进、所有各时代所积累的有待天才来运用的那些资料，——它们始终都注定了会永远湮没无闻的。学者们的协作和他们的力量的结合是那么有益，在某些时期甚至是那么必要，这时都还不存在：每一个个人都必须是能够开始并且完成一项发现；于是他就不得不独自一人去和自然界之对抗我们努力的全部阻力进行作战。促进科学研究的著作、解说其中疑难的著作、以更简便的各种形式表述真理的著作、那些观察的细节和那些常常可以阐明结论错误的发展以及读者所掌握的作者自己还根本没有觉察到的东西；——这些著作都不可能找到抄写者或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