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动物史研究中，亚里士多德以精密人微的观察方式提出了有价值的原理和模型，以有系统的方法描述了自然界的对象，对观察进行了分类，并掌握了它们所提供的普遍结果。
对植物史和矿物史他也进行了研究，但准确性要差一些，而且观点也不大开阔、不大有哲学性。
解剖学的进步是非常之缓慢的，不仅是因为宗教的偏见反对解剖尸体，而且因为流俗的见解把接触尸体看成是一种道德的污秽。
希波克拉底的医学只不过是一种观察的科学，它只能引向经验的方法。宗派的精神。对假设的爱好，很快就感染给了医学；但是如果说错误的数量压倒了其中新的真理的数量，如果说医学的偏见或体系所造成的祸害远甚于它们的观察所能造成的好处；那么我们却也无法否认，医学在这个时代里做出了某些微弱的、但却是扎实的进步。
亚里士多德并没有给物理学带来他那动物史研究中所特有的那种确切性和那种明智的审慎。他膜拜他那个世纪的习惯和学派的精神，以各种假设的原理歪曲了物理学，以它们那些含混不清的普遍性轻而易举地在解说一切，因为它们不能以准确性解释任何东西。
何况，仅仅有观察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实验，实验就需要有仪器；而且看来人们当时还不曾搜集到足够多的事实，也还不曾看到足够多的细节，使他们感到有必要具有以那种方式去追问自然界并强迫自然界作出回答的那种想法。
在那个时代，物理学的进步史也只不过是把自己局限于一份少数知识的史表，它们出自工艺的实践所导致的机遇或观察，更多于出自学者的研究。水力学，而尤其是光学，呈现出一片不那么太荒芜的收获；然而它们却仍然不如说只是被人注意到了的事实，因为它们是由它们自身所提供出来的，而不是由实验所发现、或深思所推测的各种理论或物理学的定律所提供的。
［农业一直到这时候为止，还只局限于简单的常规，而且局限于教士们在向人民传授农业时以他们的迷信所败坏了的某些规则。农业在希腊人那里，而尤其是在罗马人那里，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和受人尊敬的技术，最有学问的人都热心于搜集农业的方法和教诫。这些观察汇编做得很准确、收集得很仔细，可以向人们阐明农业的实践并传播有用的方法；然而人们仍然距离实验与计量观察的世纪非常之遥远。]
机械的技术在开始与科学相结合；哲学家则在检查它的各种工作，探索它的起源，研究它的历史，从事描述各个不同地区耕作方法和产品，搜集这些观察，并把它们传给后代。
于是我们便看到了普林尼把人、自然和工艺都包括在他那部《自然史》的宏阔无比的计划之内，它是当时人类精神的真正财富所形成的一切之中的可贵创造，而普林尼之有权得到我们的感激是不可能被他所应受到的谴责一笔勾销的，即他太少选择并且太过于轻信地收入了历史学家和旅行者们的无知和谎言欺世向他那永不餍足要认识一切的贪欲所提供的任何东西。
在希腊衰落之际，雅典——她在她的盛期曾经尊崇过哲学和文艺，——现在却轮到她自己要靠哲学和文艺来更长期地来保存她住昔光辉的某些残照了。人们不再是在讲坛上衡量希腊的和亚洲的命运了，反而是在罗马人学会认识雄辩术的秘密的雅典学园里，是在造就出来了罗马最早演说家的德摩第尼斯灯塔的脚下。
雅典学园、莱修姆学园、画廊学园和伊壁鸠鲁花园就是哲学王国里四个相互论战的派别的摇篮和主要的学派。
在雅典学园里，人们教导说，没有什么是确凿无疑的；对于任何事物，人们都不可能达到真正的确定性，也甚至于不可能达到一种完全的理解；最后（恐怕很难走得再远了）也不可能肯定我们一无所知的不可能性，并且即使是对怀疑一切的必要性，也必须加以怀疑。
人们在这里阐发、辩护并争论着其他哲学家们的见解，但作为适宜于锻炼精神的假说，并且由于随这些争论而来的不确定性，便更加使人感到人类知识的虚幻以及其他派别的武断的信念之可笑。
但正是这种为理性所认可的怀疑，——当它引导人们绝不要以那些我们不能赋之以明白确切的观念的词句进行推理时，当它调节我们对每一个命题的或然性的同意程度时，当它对每一类知识要确定我们所可能获得的确凿性的限度时，——正是这种怀疑，假如它超逾了已被证实了的真理的话，假如它攻击了道德原则的话，就会变为愚蠢或疯狂；它就只会有利于无知和腐化：这便是在雅典学园中取代了柏拉图早期弟子们的那些智者派所陷入的极端境地了。
我们将要阐明这些怀疑派的历程和他们的错误的原因；我们将要探讨，在他们学说的夸大其辞之中什么是我们应该归咎于他们在以荒诞的见解而标新立异的那种狂妄；我们要使人看到，如果说他们已经足够强劲地遭到了旁人本能的驳斥，并且遭到了那些以之指导自己本身生活行为的人们的本能的驳斥的话，那么他们却从不曾被哲学家很好地理解过，也不曾被哲学家很好地驳斥过。
然而，这种过度的怀疑主义并没有牵引着整个的雅典学园派；这里有一种不以人们的利益、人们的传统、甚至人们的存在为转移的对正义、对美、对诚实的永恒观念，这一观念是铭刻在我们的灵魂之中的，它成为了我们义务的原则和我们行动的规范；这种学说是柏拉图的、对话录、提出来的，由他的学派所继续发扬而形成了它的道德教训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