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研究抽象模式的作用的话，人们就该看到这种作用始终在于 促进结构主义，而且正是在人们力求模式同主体的精神生活或行为的实际机制相吻合的 情况下促进的。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模式在原则上可能带有原子论的性质，如因子模 式和某些随机模式。
因数分析产生于简单的计算方法：关联的关联或四分体差。它的目的最初只是阐明 直接定性分析所漏掉的“因素”。但是谁都知道，首先，人们不总是立刻明白这样找到 的“因素”与什么东西相符合，或意味着什么，如著名的G因素或“普遍的努力”因素 曾先后被当作智力本身的表达或计算的赝象。其次，因素的意义部分取决于所选择的试 验，这是相当清楚的，而如果人们比方说把空间因素归属于感知因素而不归属于数字因 素，这可能是出于选择了更为象形的而不是运算的试验的结果。这倒并不取消事实的意 义，但却表明事实是同预先分类连在一起的。因此，人们就试图建立“因素的等级”或 包含总的分类并证实得到的结果的体系：这正是朝向某种结构主义的一个方向。
随机模式可以有各种各样。初看起来，它们出现在某些相当带有原子论的情况之中。 但一旦人们想从行为的观点评价它们的意义时，人们就不得不致力于或然性的认识论研 究，从先验概率、频率和主观概率这三种观点，尤其是从概率与先后的历史顺序（顺序 检验、马克夫链条等）之间的关系这个观点致力于一种有关的认识论。因此很明显，一 个随机模式一旦被置于它的普遍的理论背景之中，它就带有一系列超越分散的事实并含 有某种结构主义（不管是有关知觉或条件作用等等）的立场。
在这一方面，从一般的概率论模式到属于决策论或信息论的更为专门的模式的过渡 是不明显的。这些专门模式在运用的概念方面给自己的概率论基础增添了越来越结构化 的层次，以把主体的反应系统化。比如，把一个信息模式应用于知觉时，人们就不得不 确定，在相同要素或相同等价关系的重复导致有意义的对称，而不是象一个演说家不断 重复同一内容那样导致简单的同语反复的“良好形式”时，将如何去看待“多余信息”。 还有，把博奕论应用于感知恒定，必须在“超恒定”（参阅第4节B）的情况下，确定把 错误颠倒成正面的以免有反面错误的那些“决策”事实上是如何进行的，这就引向一种 通过主体的积极补偿，尤其是预先补偿的平衡化概念，而不是一种力量的平衡，而这就 导致整整一个结构主义的设想。
至于“图表模式”，人们可以把它们作为在观察者本人思想中联系主体的连续反应 的一个又简单又方便的工具来使用。但很显然，一旦以纽结和箭头标志的关系与主体自 己建立的关系相一致时，模式就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从这第二观点来看，图表则描述 一种人们尤其可以研究其开与关、内在平衡、向量规律等等的整体结构。
空间或几何模式导致两种结果。在某些情况下，它们所描述的正是主体的空间本身， 这自然导致高度的结构主义：鲁那伯格就是这样力图通过对平行“路”的知觉的研究以 证明对平行性的直接印象并不伴有相应的对等距的估计，这就使他断定初级知觉空间具 有黎曼特征，而非欧几里得特征（而且荣克黑尔也检验了这些事实本身的根据）。根据 其它研究（中心场的异质空间等），初级知觉空间很可能是未分化的，既非欧几里得空 间，也非黎曼空间，而正是这些以后的知觉活动把空间引往最经济的度量方向，也就是 欧几里得的方向，因为它包含着大量的等值（尤其恰好是在平行的情况）。
在其他情况下，几何模式主要描述的不是主体的空间，而是主体在其中活动的并被 认为部分决定主体反应的全部场空间。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列文的“拓扑学”例子，但很 遗憾它把数学拓扑学和“真实”空间相当混乱地混合在一起，因为后者的性质不断地影 响着前者的性质，以致在事实上解释很少是数学性的。尽管如此，它仍然导致一种杰出 的心理结构主义。列文曾揭示出这种结构主义的因果面和空间面。
但是，当前最普遍的倾向自然是朝向导致调节的各种精神活动，尤其是在高级活动 领域里的控制论模式或“模拟”模式。从格雷·沃特的有关条件作用的“乌龟”诺拉和 罗森布拉特的“感觉子”（其理论还一直有争论）到阿什比的同态调节器和S·帕普特 的“发生子”计划（如同儿童的发展那样，连续地分阶段地达到平衡的模式），今天存 在着大量的在学习和智力的结构方面极富启发性的试验。
然而，一个控制论模式总是一个概率因素和代数或逻辑因素的复合体。因此，把逻 辑运算本身作为模式来使用是很自然的，这也正是日内瓦学派有系统地所做的。它不是 把模式当作从外部强加给思维（这就会成为德国的思维心理学倾向）的一个完全构造好 的，因而是静态的理想，而是当作结构的等级，这种等级就能指导对建构和前后演变关 系所作的心理学研究。这样一个模式的巨大优点是使人们对构成性运算进行分析，而不 仅是对结果或成绩进行分析，如同其他模式经常所发生的情况那样。心理学家对这一方 法往往提出异议说，这是逻辑主义，不再是纯粹的心理学了。然而，正如人们对一个实 验主义者使用概率或任意一些代数函数的计算时不能指责他“搞数学”一样，人们也不 能说他“搞逻辑”，如果他使用布尔代数或其他逻辑中所用的一般结构（顺序结构等）。 逻辑学家的指责主要是“主体的逻辑”与逻辑本身或逻辑学家的逻辑毫不相干。但这是 不言而喻的。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不久就会遇到。
但是尽管本书这一节表现出坚定的乐观主义，虽然这种乐观主义部分属于希望而不 是完全来自已经获得的胜利，重要的仍然是要意识到结构主义的可能限度，这种限度来 自普遍心理学相对于差别心理学而言的局限性。然而，差别心理学这一心理学的最后分 支提出的理论问题跟它在实用心理学方面应负责的问题，以及类型学的因子分析或各种 试验（其成果还是相对的）都还没有顾得上的问题同样重要，尤其是其中之一的天才问 题。因为如果说，科学或艺术等如何进行到创造的问题是普通心理学仍未解决的一个问 题，那么要把握构成个人创造者的独特性的奥秘东西就更是一个大奥秘了。正是面对这 些问题，人们能最清楚地看到结构主义的可能限度。尽管牛顿、巴赫和伦勃朗作为儿童 可能经过了一些人们略见其可能结构的发展阶段，尽管他们的创作能够或将来能够用他 们先是同化然后又大大超越了的新的结构组合去加以解释，对这些重新组织和这些超越 的过程本身却很可能长时期内无法加以结构分析，这是因为它即使不算是一个本质上是 个人的情况也是一个例外的情况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