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与理性

确实世界各国都尽力降低风险，提高安全，延长寿命。降低风险已经成为现代政府的基本目标。如何应对全球变暖？各国如何处理恐怖主义带来的风险，同化学武器相关的风险及航空器的安全问题？政府应当规范或禁止对食物的基因改造吗？应当从饮用水中除去砷吗？能源政策和环境保护的关系是什么？政府应当要求汽车达到使用燃料的经济性标准吗？这样的要求是否会使汽车的安全性降低呢？这类问题困扰着国内及国际上的公共机构。

然而绝大部分时候，政府的行为是盲目的。它们经常将资源浪费在小问题而不是急待解决的大问题上。他们有时会屈从于短视的公共舆论。有时它们不能考虑到采取措施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有时它们甚至使情况变得更坏。在规制风险方面，他们投入了高昂的成本，这些成本制造了新的风险，包括价格上涨，工资下跌，失业，甚至疾病和死亡。各国对科学是重视不够的。它们倾向于凭直觉或因为暂时的恐惧来采取行动，而不是去调查事实。身处技术或恐怖主义带来巨大灾难时代的各国领导人必须面对这个难题。这也是环境质量或工人健康成为严重公共问题的时代所必须面对的难题。

本书首先试图将人们对风险的惯常性思维同政治和法律领域经常出现的问题联系起来。正如笔者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人们经常对危险所知甚少。有时他们杞人忧天。他们的错误是致命的。这些错误导致了日常生活中的种种麻烦，包括疾病和死亡。同样的错误造成了政策和法律中的麻烦，这是笔者主要关注的。当人们恐慌时，政府很可能要采取应对措施，即使公众的恐慌毫无依据。当人们漠不关心时，政府也很可能漫不经心，即使这时人们实际上面临着严重的危险。笔者们将看到，一套更为灵敏的风险防范机制能够挽救数以千计的生命以及数十亿计的金钱。

此外，笔者乐意对这里罗列的问题建议一套直接且简单的应对措施：在行动前，如果可行的话，政府应当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精密计算采取不同的行动方案所产生的后果。成本收益分析有助于人们了，解待解决问题的难易。它需要人们研究缓解问题所花费的开支以及解释谁将承担这些成本。它需要人们重视科学，需要确保专家或技术官员对政府政策的形成发挥重要作用。笔者所说的成本收益方法才刚刚出现不久，它仍需要适当依据的支持。笔者使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并不是主要依据经济性的理由，而主要原因在于它是对认知局限性的校正和对大众需求的回应。

有些人认为成本收益分析是一种冷酷的，缺乏人性的计算，把生命仅仅当作商品，把政府假设为一个巨大的追求效益最大化的机器。相反，笔者认为成本收益分析应当被看作是一个简单实用的工具，被设计出来以更好地评估规制措施的后果。使用成本收益分析的政府有权认为准已经受到帮助而谁正遭受伤害。例如，它可能使人们确信必须采取特殊措施以保护儿童，穷人，或少数团体的成员。使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政府也应当尽量保质保量地描述规制措施带来的各种影响。必须正确理解的是，成本收益分析并不是玄学。相反它通过保障规制措施确实地实现自己的目的，从而对政府和民众都有所助益。例如，假如被提议的经济性油耗标准能够显著地降低温室气体，但同时也使汽车越来越小，更加不安全，以至于每年造成千余件的死亡事故，那么官员和民众就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这个负面事实。

然而，仅仅要求政府对风险及其规制进行细致的分析是不够的。笔者赞成通过对政府各部门的机构改革来克服以上所列的各种问题。国会应当采取措施确保风险规制体系具有全局性的意义。应当授权规制机构在规制措施本身将制造明显的新风险时，拒绝采取规制措施。执行机构应当创设公共网址，提供现存风险的信息，使人们能够比较各种风险。当规制反而会恶化局势时，法院应当禁止政府采取行动。可能最为重要的是，笔者主张政府应当使用“灵敏工具”（即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这将能够有效地降低风险，不会花费很多，也不会超过政府的负荷，而且将使笔者们获得比预期更多的保护。几种最为灵敏的工具远远超越了政府层面上的成本收益分析而利用了市场的力量，因为市场集中信息的能力远远超过政府官员们。因而笔者将探究经济激励，风险控制合同及“自由市场环保主义”是如何避免集中控制风险所带来的问题。

成本收益分析的绝大部分优势在于它能够发现为人们通常直觉所忽略的保护健康，延长寿命的方法。努力超越直觉和发现自己选择所造成的后果，不能被视为是将社会目的简约为某种数学公式。相反它是人类认识自身的局限性，促进法律和政策符合人类目标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