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常识教给了英国殖民地的居民：出生在大西洋另一边的英国人也从自然界接受了恰好与其他出生在格林威治子午线之下的英国人同样的权利，而经度上的七十度之差并不能改变这些权利。他们或许比欧洲人更好地懂得，什么是人类每个个人所共有的那些权利，而且其中包括不得到同意就不纳税的权利。但是英国政府却好像是要相信，上帝创造了美洲，也像亚洲一样地只不过是为了伦敦居民的欢乐，而事实上则是想要在大洋的彼岸把一个臣服的国家掌握在自己手里，到时候可以用来镇压在欧洲的英国本土。英国政府勒令英国人民的那些驯服的代表们破坏美国的权利，并强使他们缴纳并非自愿的捐税。美国便声称这种不正义破坏了他们之间的联系，并宣布独立。
这时我们便第一次看到一个伟大的民族摆脱了它那全部的枷锁，和平地赋予它自己以它认为是最适宜于造就自己的幸福的宪法和法律；而且既然它的地理位置和它那古老的政治形态要求它形成一个联邦共和国，我们便看到在它的体内同时制订了十二部共和制宪法，全都庄严地承认以人类的天然权利为基础，并且以保护这些权利为首要目标。我们将要追溯这些宪法的史表；我们将要表明它们有负于政治科学的进步的都是些什么，以及教育的偏见得以掺人其中的古老的错误又都是些什么：例如，何以权力平衡的体系仍然是改变了它那单纯性；何以它们更加是以利益的一致而非以权利的平等为原则。我们将要证明，这一利益一致的原则，如果使之成为政治权利的准绳的话，就会怎样地不仅对那些无法完全行使它的人来说是对权利的破坏，而且恰恰在它成为一种真正不平等的那一刻，这种利益的一致就不再存在了。我们将要坚持这一点，因为这一错误乃是仍然会有危险性的唯一错误，因为它是真正启蒙了的人们还不曾从中觉醒过来的唯一错误。我们将要表明，美国共和国是怎样地实现了这一当时在理论上几乎是全新的观念的，即有必要依法确立并指导一种正规的与和平的方式来修改宪法本身，并区分开这种修改宪法的权力与制定法律的权力。
但是，在两个启蒙了的民族之间所进行的这场战争中，一方是维护人类的天然权利，另一方则以一种不信奉人类天然权利的学说来反对他们，那种学说使人权屈服于命令、屈服于政治利益、屈服于成文的约定；这场伟大的事业就在整个欧洲的面前诉之于舆论的法庭；人权在毫无限制地、毫无保留地从涅瓦河畔到瓜达基维尔河畔所自由流传着的著作中为人高举着和发扬着。这些讨论深入到最受奴役的国土、深入到最偏远的乡镇，而居住在那里的人们吃惊地了解到他们是享有权利的；他们学会了认识权利；他们懂得了别人也敢于恢复它们或者保卫它们。
于是，美国革命很快地便会蔓延到欧洲；而且假如存在着有一个民族，那里对美国人的事业的兴趣比起其他地方要对他们那些著作和他们那些原则传播得更多，它同时既是最启蒙了的国度，又是最不自由的国度；在那里哲学家们有着最真实的知识而政府则有着最蛮横而又最深厚的愚昧无知；这个民族的法律远远低于公众的精神，以致于任何的民族骄做感、任何的偏见都无法使他们依附于他们古代的体制；——这样的一个民族难道不是被事物的本性注定了要发起人道之友们满怀着无比的希望与焦的在期待着的那场革命的最初行动吗？因而，它就应该是从法国开始。
它那政府的笨拙便促成了这场革命；哲学便指导了革命的原则，而人民的力量便摧毁了可能阻止这场运动的种种障碍。
法国革命要比美国革命更为完整，从而在国内也就更不平静，因为美国人满足于他们从英国所接收过来的民法和刑法，并没有一种邪恶的课税体系要改革，并没有封建的暴政、世袭的等级和有钱有势的特权团体和宗教不宽容的体制要加以摧毁，他们只把自己限于建立新的权力，以之取代英国一直在向他们所行使的权力。这些新的创制之中，没有任何东西涉及到人民群众，没有任何东西改变了个人之间所已经形成的种种关系。在法国，由于相反的原因，革命却要囊括社会的全部经济在内，要改变所有的社会关系，并且要深入到政治链索的最后的环节里去，要深入到每一个个人；这些个人靠自己的财产或自己的勤劳在和平地生活着，他们无论根据自己的见解或自己的职业或是根据对财富、对野心或对光荣的兴趣，都是不会参与公众的运动的。
美国人看来只是为反抗母国暴政的偏见面作战，他们和与英国相竞争的列强结成同盟；而同时其他国家嫉妒英国的财富和英国的骄傲，也都秘密渴望着加速正义的胜利；因而，整个欧洲似乎都联合起来反对压迫者。相反地，法国人同时在攻击的，既是国王的专制主义，又是各种半自由的宪法的政治不平等，还有贵族们的骄横和教士们的统治、不宽容和财富以及封建性的弊端，这些还都笼罩着几乎整个的欧洲；于是欧洲列强就要偏袒暴政而与之联盟了。因此，法国所能看到挺身出来拥护她的，就只有某些智者的声音和被压迫的各族人民的羞怯的愿望，这种支持又是造谣诽谤所极力要剥夺于她的。
我们将要表明，法国的宪法和法律所据以结合的那些原则，何以要比指导美国人的那些原则更纯洁、更确切、更深刻；它们何以能更完全地避免了各种偏见的影响；权利的平等是怎样地一点都没有被那种利益的一致性所取代，而利益的一致性只不过是对它一种脆弱而伪善的补充而已；人们是怎样地以对权力的限制来取代了那种徒劳的、但却如此长期为人所称道的权力平衡；在必然要分裂成许许多多孤立的和局部的团体的一个大国里，人们是怎样地第一次敢于保存人民的主权权利，亦即仅仅服从那些法律——其制订的方式只有当其被委托给人民的代表时，才能由于他们的直接赞同而成为合法的——的权利；而如果它们损害了他们的权利和他们的利益的话，人民就总是可以通过自己主权意志的定期行动而加以修改。
自从笛卡尔的天才赋予了人类精神以那种普遍的推动力（它是人类命运的革命的第一原理）的时刻开始，下迄完整的而纯粹的社会自由的幸福时代（那时人们只是在经过了一系列漫长世纪的奴役与不幸之后，才能重新获得自己天赋的独立）为止，数理科学的进步史表向我们提供了一片广阔无垠的视野；如果我们想要很好地把握其总体、很好地观察其关系，我们就必须安排并理顺其间的各个部分。
不仅是把代数学应用于几何学，成为了这两门科学中各种新发现的一项丰富的资源；而且在以这一伟大的例子证明了对量值的计算方法一般地怎样可以扩大到所有以衡量广袤性为目标的问题上面时，笛卡尔预先就宣告了这些计算方法将会以同样的成功运用到其关系是可以精确加以衡量的一切对象上；这一伟大的发现第一次指明了，科学的最终目标是要使一切真理都服从于计算的精确性，这种精确性给了人们以达到那里的希望，并使人们窥见了它那手段。
这一发现不久就继之以对一种新演算的发现，它教导人们去发现一个可变量连续增长或减小的比例，或者是根据对这一比例的知识来重新发现该数量本身，——无论我们假设这类增长是一个有限量，抑或我们所寻求的只是当这类增长等于零的那一瞬间的比例；——这一方法当扩大到所有的变量组合、所有的有关它们变分的假说时，就同等地导致我们可以决定一切其变化是可以进行精确衡量的事物，无论是它们元素之间的比例，还是事物之间的比例（当我们仅只知道它们的元素的比例的时候，这要视我们对它们自身之间的比例的知识而定）。
我们有赖于牛顿和莱布尼兹的就是这些演算的发明，而其发现则是前一代的几何学家们的劳动所已经准备好了的。它们一个多世纪以来从未中断的进步，乃是许多天才人物的创作，并且造就了他们的光荣。这些演算在凡是能观察到它们（哪怕并不追随它们）的哲学家的眼前，就呈现为人类理解力的力量的一座动人的纪念碑。
在阐明代数学语言的构成与原理——它是目前仍然存在的唯一真正精确的、真正分析性的语言，和这门科学的技术方法的性质并以这种方法与人类理解的自然运算方法的进行比较时，我们将要表明：如果说这种方法其本身只不过是对数量科学的一种特殊工具的话，那么它就还包含有一种普遍工具的原理是对一切的观念组合都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