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人们知道亚里士多德仅只是根据阿拉伯人所做的翻译；而在起初他的哲学是受查禁的，但它很快就在所有的学校里占有了统治地位。它根本没有带来什么知识，但它却给了人以更多的准则性、更多的论证术的方法，而论证术却是神学争论的产物。这种经院哲学并不引导人去发现真理，它甚至也无助于讨论并更好地评估证据；但是它却使人的精神变得尖锐了：而且那种辨析入微的趣味、那种无休止地对观念进行区分的需要、要把握其中稍纵即逝的翳影并以新的词句来表达它们，——所有这些办法都是用来在论战中困惑敌人或是用来逃脱敌人的陷阱的，它们后来都成为我们进步之资源丰硕的那种哲学分析的最初起源。
（我们有负于这些经院哲学家的是：我们对于最高存在者和他的属性所能形成的观念，对于最初因和被认为是由它在统治着的宇宙这二者之间的区别，对于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区别，对于人们可能加之于“自由”一词的种种不同意义，对于人们所理解的“创造”的意义，对于其中人类精神各种不同的运作以及人类精神对实际事物及其性质所形成的观念加以分类，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方式，——对于这一切我们都有了更为精确的概念。〕
但是同样的这种方法，在学院里却只能是延迟自然科学的进步。某些解剖学的探索。某些蒙昧的化学工作，全都是用来要寻找一桩大杰作的；对几何学和代数学的研究所达到的水平既没有能懂得阿拉伯人所已经发现的一切，也没有能理解古代的著作；最后，天文的观察和测算仅只限于制订和完善星图，并且以一种荒唐可笑的占星学而糟踏了它；——以上就是这些科学所呈现的一份史表。然而，机械工艺已经开始接近于在亚洲保留了下来的完整状态。蚕的培育已被引人欧洲南部的国度；风车和造纸厂已经建立起来了；测时技术已经超过了古代人和阿拉伯人所止步的界限。最后，还有两件重要的发现在标志着这同一个时代。磁针指向天上同一个点的这一性质是中国人已知道的，并且甚至被他们用于指导航海；这时它也在欧洲被人观察到了。人们学会了使用罗盘，它的运用扩大了商业活动，改善了航海技术，给了人以后来使人知道了新世界的那种航海观念，并使人放眼观看他自己所在的整个地球的广阔。有一位化学家把硝石与可燃物混在一起时，发现了那种火药的秘密，它在战争艺术方面造成了一场意想不到的革命。尽管火器有着可怕的效果，但它们增大了战斗人员的距离从而使得战争的杀伤较少，战士也较为不那么凶暴。军队的远征耗费更大了，而财富就可以平衡武力：即使是最好战的国家也感到需要做好准备，需要有商业和工艺致富来保证自己作战的手段。开化的民族就不再害怕野蛮国家的盲目的勇武了。大规模的征服以及随之而来的革命，已经变得几乎是不可能。
铁盔铁甲、几乎是无懈可击的骑术、使用长矛、长枪或刀剑，——这种贵族对平民所具有的优势终于全都消逝了；而摧毁对人类的自由的和对他们的真正平等的最后这道障碍的，却是由于最初一眼看去似乎是在威胁着要消灭整个人类的这样一种发明。
在意大利，到了十四世纪，语言达到了几乎是完美的地步。但丁永远是高贵的、精确的而又生气勃勃的；薄伽丘则具有优美、纯朴和典雅。聪明而善感的佩脱拉克是决不会老的。在那个国土上，气候的美好有似于希腊，人们阅读着古代的范本；人们力图把它们的一些优点也带到新的语言中来；人们努力在自己的作品中模仿他们。某些尝试已经使人希望艺术的天才们会被这些古代巨著的景象所唤醒、被这些沉默的而又雄辩的课程所教导，它们将要再度刷新人类的生活，并为人类准备好那些纯洁的欢乐，——对它们的享受是人人平等的，并且会随着它们之被人们所分享而在不断增长。
欧洲的其余部分还在遥遥尾随着，但是对文艺和诗歌的兴趣至少是已开始在修改着那些还是野蛮的语言了。
这些迫使人类精神脱离自己长期昏睡状态的同样原因，也在指导它们的努力方向。凡是相反的利益所强行激发的问题，理性并不可能被召请来做出决定：宗教远不肯承认理性的权威，而是自命要降服理性并且自诩要屈辱理性；政治则把凡是被传统观念、被经常的习惯和古老的风俗所神圣化了的东西，都看作是正当的。
人们并不曾疑问过，人权是可以写在自然这部书里的，而要去请教别的什么便是误解人权或是侵犯人权了。人们是在圣书里、在可敬的作者那里、在教皇的圣谕里、在国王的敕令里、在风俗集成里、在教会的编年史里，寻找可以被允许得出他们结论来的那些准则和范例。并不发生一个原则是要就其本身来加以检察的问题，问题只不过是要根据另一些条文来解释、来讨论。来推翻或者来加强人们原来所依赖的那些条文。人们之接受一个命题，并不是因为它是真的，而是因为它是写在这样一部书里的，并且因为它是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并且自从这样一个世纪以来就一直被人承认的。
于是，人的权威就到处都取代了理性的权威。人们研究书籍远甚于研究自然，人们研究的是古人的见解而不是宇宙间的现象。因此，人类精神的这种奴隶状态——人们处于其中甚至于还没有进行一次启蒙性的批评的能力——在败坏人们的学习方法这方面，就要比由于它的直接效果，更加有害于人类的进步。人们要达到古人的水平，那距离是如此遥远，以致于企图要纠正古人或超过古人还不是时候。
在这个时代，各种风尚仍然保持着它们的腐化和它们的残暴；宗教的不宽容甚至于更加活跃了；而国内的纷争、一大群小诸侯们永远不断的战争，就代替了蛮族的入侵以及更为悲惨的私人战争的灾难。的确，云游歌手和行吟诗人的温馨、骑士任侠的制度都在宣扬着慷慨和真诚，都在立誓要维护宗教和保卫被压迫者以及为妇女服务，这些看来应该是给予风尚以更多的温柔、礼貌和高尚的。然而，这一变化只限于宫廷和堡垒之内而并没有达到人民群众。它只在贵族中间造就了多一点的平等，在他们相互关系之间少一点阴谋和残酷；但是他们对人民的鄙视、他们暴政的暴力、他们掠夺的肆无忌惮，却依然如故；而那些同等地受到压迫的国家则仍然是同等地愚昧、野蛮和腐败。
这种诗情的与尚武的温馨、这种骑士风格——这大部分有负于阿拉伯人，他们天性的慷慨在西班牙曾长期抵御了迷信和专制主义——毫无疑问是有用的；它们散布下了人道的种子，一到了更顺利的时刻必能开花结果；并且正是这一时代的普遍性格，就为人类精神准备好了由印刷术的发明所带来的那场革命，而且准备好了后来的世纪将会堆满如此之丰饶富足的收获的那片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