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灾难深重的时代，我们将会看到人类的精神迅速地从它所曾达到的高度降落下来，以及接踵而来的愚昧，在这里是凶暴，在那里又是精心制造的残酷，总之，到处都是腐化和背信弃义。难得有一些才智的光芒、难得有灵魂和善意的伟大心性，是能够穿透那个深沉的黑夜的。神学的梦境、迷信的骗局，成为了人类惟一的天才，宗教的不容忍成为了他们惟一的道德；而欧洲则在教士暴政和军事专制主义的交相煎迫之下、在血和泪之中，期待着新的知识将会允许她在自由、在人道和德行之中复活的那个时刻的到来。
这里，我们不得不把史表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将包括西方，那里的衰落更为急剧并且更为彻底，然而在那里，理性的光芒却会重行出现而永不熄灭；第二部分是东方，那种衰落对她来得更为缓慢，长期以来也更不全面，但她至今还看不到理性可以照亮她并打碎她的枷锁的那个时刻。
基督教的虔诚，几乎没有打倒使西方沦为野蛮人的战利品的那场胜利的神坛。野蛮人接受了新宗教，但是根本没有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只有教土们才把它保存了下来；并且正是由于他们的愚昧、他们对人类文献的鄙视，我们便看到我们可能期待于研究拉丁书籍的一切东西都消失了，因为除了他们便再没有人能阅读这些书籍。
我们十分清楚征服者的愚昧无知和野蛮的风尚；然而正是在这种愚蠢的凶暴性之中才着手摧毁了家内奴隶制，这个奴隶制曾使得希腊的智慧和自由的美好岁月蒙受了羞耻。
土地农奴在耕种征服者的土地。这个被压迫的阶级为他们的家庭提供了家内奴仆，奴仆的依附性满足了他们的骄做和放肆。因而，他们在战争之中追求的就不是奴隶了，而是土地和隶农。
况且，他们在被他们侵入的国土上所发现的奴隶们，大部分或者是战胜者民族的某个部落的人沦为俘虏，或者是这些俘虏的子孙。在征服之际，这些奴隶们大多数都逃亡了或者是参加了征服者的队伍。
最后，构成为基督教道德一个部分的普遍博爱原则，是谴责奴隶制的；而教士们并没有任何政治的利益要反对使自己的事业得以尊荣的那些格言之中的这一点，所以他们就以言论来促进这场由历史事件和风尚所必然引起的奴隶制的破坏。
（这一变化是人类命运中一场革命的胚胎；它将使人类认识到真正的自由。然而这一变化，起初对个人命运只产生了几乎难以觉察的影响。假如我们把古人的奴役比作我们今天对黑人的奴役，那么我们就对古人的奴役形成了一种错误的观念。斯巴达人。罗马的显贵、东方的高官显宦事实上都是野蛮的主子。在矿山劳动中，贪婪把他们的残酷性发挥得淋漓尽至；然而在各个家庭中，他们的利益几乎到处都缓解了奴隶制。但对土地农奴施加暴力而不受惩处，却是越演越烈，因为法律本身已经规定了它的价格。依附性几乎是照旧不变，却没有那么多的照顾和帮助作为补偿了。屈辱虽然少了一些，但是骄横却更加肆无忌惮。奴隶是一个人受到偶然性的惩罚而沦入一种状态，而战争的命运有朝一日可能也把他的主人投入那种状态。农奴则是一个下等的和不光彩的阶级中的一个个人。〕
（因此，我们主要地应该是从其遥远的后果来考虑家庭奴隶制的这场灭亡。］
所有的野蛮国家差不多都有着同样的体制：有一个被称为“国王”的共同领袖，他有一个议事会，他宣布判断并做出决定，而若加以拖延就会有危险；他有一个由一批特殊的领袖组成的会议，一切有点重要性的决策都要向他们咨询；最后，他还有一个人民大会，在那里讨论有关全体人民的问题。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这三种权力的权威各有多少，——那不是由它们职能的性质来区分的，而是由问题的性质、而尤其是由公民群众所赋之于其上的利益来区分的。
在那些农业民族中间，特别是在那些已经在异族的领土上形成了最初定居的民族中间，这些体制要比在游牧民族中间，采取了一种更经常、更巩固的形式。何况，那里的国家是分散的，数量相当多的露营地并没有结合在一起。于是，在国王的背后就没有一支经常是聚集在一起的军队；而专制主义也就几乎无法立刻随着征服而夹，像是在亚洲的那些革命中那样。
战胜的国家是根本不会被奴役的。同时，这些征服者保存下来了城市，而自己并不在那里面定居。既然并不存在什么永久性的武装力量，因而就不受一支常备的武装力量的压制，这些城市也就获得了一种力量；而这就成为了被征服民族的自由的一个支点。
意大利经常遭受野蛮人的入侵；但是野蛮人没有能在那里形成持久的根据地，因为意大利的财富不断在刺激着新的征服者的贪欲，并且希腊语民族长期都怀着要把它收复到他们的帝国里来的愿望。意大利从来也不曾整个地或以任何持久的方式被任何民族所奴役过。拉丁语是人民惟一的用语，它在意大利腐化得也更迟慢；愚昧也并不那样完整，迷信也并不那样愚蠢，像是在西方其余的地方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