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人厌恶那些国王，国王们自称是神明的子孙，却以他们的暴行和他们的罪恶玷污了人道；他们分为若干共和国，其中惟有拉西第蒙承认世袭的领袖，但要受到其他行政官的权威的箝制，并也像所有的公民一样地服从法律，而且还由于王权分别掌握在赫拉克里底斯家族两支的长子之间而削弱。
马其顿、德撒里和伊比鲁斯的居民由于有共同的起源、由于使用同一种语言，并且是被软弱的、在他们之间纷争不断的君主们统治着，所以没有能力压迫希腊；但他们却足以保护希腊免遭北方斯基泰民族的入侵。
在西边，意大利分为许多孤立的而且面积不大的国家，它们不会引发希腊的任何恐惧。几乎西西里的全境和意大利南部最佳的那些海港，都已经被希腊殖民者占领了，他们和自己母国的中心城市保持着友好的联系，但却形成了独立的共和国。另外的殖民地则是建立在爱琴海的许多岛屿上和小亚细亚的一部分沿岸。
因此之故，亚洲大陆这一部分与居鲁士的庞大帝国的结合，便成为可能威胁到希腊独立和它的居民的自由的惟一真正的危险了。
暴君制尽管在某些殖民地，而尤其是建立在王族被推翻之前的那些殖民地上的，虽然较为持久，但也只能认为是一种短暂的和局部的灾难；那给某些城邦的居民造成了不幸，但并未影响到国家的普遍精神。
希腊从东方的各民族那里接受了他们的艺术、他们的一部分知识。拼音书写的习惯以及他们的宗教体系；由于东方的逃亡者到希腊来寻求避难，由于希腊人航行到东方，所以希腊就和这些民族之间建立了交往并把亚洲的和埃及的知识和谬误都带到了希腊。
因而科学在希腊不可能成为一个特殊世袭阶级的职业或世业。他们祭司的职能只限于崇拜神明。天才在这里可以发挥它全部的力量，不必屈服于迂腐的规划或祭司团体的伪善说教的体系。所有的人对于认识真理都拥有平等的权利。人人都可以力求发现真理，以便向所有的人交流真理，并向他们交流全部的完整的真理。
这种幸运的环境更有甚于政治的自由，使得人类的精神在希腊人中间有着一种独立性，这就是它那进步的迅速性和广泛性的确实保证。
然而希腊的智者和希腊的学人，不久就采用了哲学家、科学之友或智慧之友这个更为谦逊的名称，他们迷失在他们所抱有的过分庞大的、广阔无垠的计划之中。他们想要钻透人性和神性、世界的起源和人类的起源。他们努力要把整个自然界都归结为一条惟一的原则，并把宇宙的各种现象都归结为一条惟一的规律。他们力求把一切道德的义务以及真正幸福的秘密，都囊括在一条惟一的行为规则之中。
于是，他们就并没有发现真理，反而是在铸造各种体系；他们忽视了对事实的观察，为的是自己好投身于自己的想象之中；他们既然无法把自己的意见置于证明的基础之上，便力图以诡辩来维护它们。
然而正是这些人，成功地培植出了几何学和天文学。希腊这些科学的最初知识就都有赖于他们，甚至于还有某些新的真理、或至少也是对真理的知识，它们是希腊人从东方带回来的，但并不是作为已经确立的信仰，而是作为他们认识了其原则及其证明的各种理论。
在这些体系的夜幕之下，我们看到了甚至闪烁着两个幸运的观念，它们在此后更为开明的世纪中将会重新出现。
德漠克里特认为，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是具有确定的、而又不可变易的形状的简单物体之组合与运动的结果，它们受到了最初的推动，便产生一种作用量，那在每个原子之中虽然形态不同，但在其整体上则永远保持着同样不变。
毕达哥拉斯宣称，宇宙是由一种和谐在统治着的，而数目的性质便可以揭示出它那原理；这就是说，一切现象都服从于普遍的并且可加以计算的定律。
我们很容易看出，在这两种观念中，既有笛卡尔的大胆的体系，又有牛顿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