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版的文本与第一版的文本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时间不容许，确实也没有机会作根本的修订。我必须补充说，若干批判性的意见为我所知时已经太迟了，以致无法考虑它们。
在相关内容的著作与本书第一版同时面世或稍后出版的情况下，我以注释的形式增补了它们的参考书目。在我自己的基本观点和耶鲁萨莱姆（Jerusalem）的观点之间的比较密切的关系，通过他的著作《批判观念论和纯粹逻辑》（Der
Kritische Idealismus and reine Logik，1905）揭示出来。无疑地，正是我们的专家立场的差异，妨碍我们认识到，我们相互之间是多么接近。这种接近的原因必定极可能在曾经激励过我们二人的生物学（尤其是进化论）中找到。我在斯托尔（Stohr）的高度独价性的《从心理学的观点看逻辑指南》（Leitfaden der Logikin psychologisierender Darstellung，1905）中发现了若干默契之点和许多激励。迪昂的《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La Theorie Physigue，son object et sa structure，1906）使我极为高兴。我并未希望这么早地在任何物理学家那里找到这样广泛的一致。迪昂拒绝对物理学中的问题作任何形而上学的诠释。他看到以概念上经济的方式决定事实是那门科学的目的。对他来说，提出物理学理论的历史的和发生学的方法似乎是唯一正确的方法，在教学法上也是最有效的方法。这些是我足足三十多年间倡导的观点。我之所以更加重视我们之间的一致，是因为迪昂完全独立地达到相同的结果。同时，必须说明的是，我在本书中无论如何原则上强调了常识思维和科学思维之间的亲缘关系，而迪昂则特别阐明了常识的观察和思维与物理学家的批判性的观察和思维之间的差异。为此理由，我应该乐于把他的书作为对我自己的书的补充和解释予以推荐。在接着的篇幅中，我将常常有机会提到迪昂的见解，只是偶尔在次要之点上注明看法的差异。
维也纳，一九零六年四月
E．马赫